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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部某市官员: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我立马辞职|公务员报考|焦虑症

发布时间:2015/5/26 16:06:08|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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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FP/图)

编者按:2013年以来,八项规定、六项禁令、反腐风暴、福利改革……催生了公务员的新焦虑症,越来越多的官员跳出体制,酝酿第三波官员下海潮。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,“公务员热”的退潮恰恰说明市场正在起决定作用。

这是一个既好又坏的时刻,在公务员普遍焦虑的同时,这个群体也在进一步走向规范和职业,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,最终推动改革。

作者: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南方周末实习生 岑欣杭 谭畅 于阳 赵栋 张维

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,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。“国考”也在降温,2014年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下降了36万。

高压之下,基层公务员神经长期绷紧,但这并未得到大范围的重视。

“大领导如果一出事,整个系统都会面临洗牌。首当其冲的是,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被削减。” 王斌说。

“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肃贪将公务员职业复归平常,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,才能推动改革。”

在体制内浸淫二十多年、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于波,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要离开这个体制。“八项规定”刮走了逢年过节的购物卡,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战。

身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长,于波以前无论走哪,别人都会敬他三分,现在,谁都可以调侃他一番:于局还好吧?没进去吧?

“既没有利益带入,又没有正面形象,你觉得我继续待着还有什么意思?”于波说,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,他就立马辞职。

他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在付诸行动,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领导,比如该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。在全国,也不时传出公务员下海的零星个案:2014年3月,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。2013年10月,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去了一家律所。东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,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文要求警惕法官辞职。舆论预测,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,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。

但是在风声鹤唳的官场,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样,选择继续观望,在辞与不辞之间挣扎。浙江省心理医生赵国秋发现,八项规定推行的最近两年里,找他看病的公务员比过去明显增加。赵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“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”牵头人。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,“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,幸福指数不够高,压力比较大,职业倦怠的分数比较高”,比2007年调研时更为严重。

“糖”没了

没完没了的应酬,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,一开始,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,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:从此可以解脱了,但接二连三的规定,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。

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,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。前不久,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,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,后台一目了然。

“这哪是在当官!”王军说,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,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,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,以证清白。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,已经形成一种共识。

王军或许不知道,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。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: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;在浙江某市,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……

“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,办公室有点乱,被监督员看到了,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,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。”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,上回,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,市里也要通报一下。

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。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,截至2013年12月31日,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.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,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。

乌纱难保的风险,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,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。王军的领导交代:“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,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。”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,变得更加噤若寒蝉。中午到食堂吃饭,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,莫谈国事,“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”。

在上海某市直机关,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。和所有人一样,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,也是通过一张A4纸大小的布告。刚刚过去的4月,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,在单位里炸开了锅。

“他已经快五十了,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,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。”陈斌说,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,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。而在他的视野所及,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。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,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,另一个科长,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。

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。以前一年到头,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:住宿有单位宿舍,吃饭有食堂,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,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,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,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,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。

“像这位副处到手的年薪也就十万,最近刚生了娃,压力很大。”陈斌说,自从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后,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调整。

于波印象中,最近十年工资不仅没有升,如果按货币购买力来说反而降了。“我现在每个月到手的钱就2600块。”于波说,二十多年前他刚进单位的时候,还能是中上等,他现在的收入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等,连他做农民的哥哥都不如。“他打工一天就能挣一两百。”

不同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于波所在的城市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,福利不是很高,也就偶尔发点日用品,过年过节别人偶尔送条烟。“就像给小孩子糖吃一样是快乐的,现在就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。”

“不消极,也不积极”

对于一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大单位来说,三个官员的集中离开看似不能说明什么,但在陈斌印象中,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。他进单位十年,只走过一个人。

体制的巨大魔力,使得公务员成为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群体。名校硕士毕业,放弃外企高薪,陈斌当年挤破头考公务员图的就是它的稳定和旱涝保收。他参加国考的2003年竞争还不像今天这样惨烈,那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,公务员热刚刚兴起,之后十年,公务员报考人数屡创新高:2003年才8.7万人,2010年已经突破140万大关。

跟陈斌这一代80后相比,于波这一代60后看似幸运——国家包分配,但要想获得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,于波当年所在的班级只考了两个大学生。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,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,后来很多同学下海经商,于波仍然坚守在体制内,他想以一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激浊扬清。

最开始,体制带给他无限的荣光。五个兄弟姐妹中,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,家里人也觉得长脸。可是后来每况愈下,现在,朋友聚会,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就不提。

日子过得紧巴不说,工作压力比以前也要大。前段时间,省工商局在他们下边的县抽检了一批化肥,有不合格的产品。以往,于波看到报告之后,肯定让县下属的工商所处理一下就完事了。但现在因为生怕举报,于波的第一个反应是亲自下去督导,并就报告中出现的同批次问题产品,扩大到全市进行追查,确保万无一失。

“不干事怕被处分,但只干好本职的事,不会主动去干别的。”于波说,不消极但也不积极。

对于电力系统的王军来说,每天的日子同样可以用“提心吊胆”来形容,不出安全事故,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根高压线,但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。

2013年6月5日晚,王军所在的东部某市一根500千伏的越江电缆发生故障,导致数个主城区的部分区域停电一个多小时,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。尽管事后查明故障电缆是由法国企业制造安装,但是该电网的副总还是被免掉了。

“上边很紧,但下边是一盘散沙。”王军说,“这次事故有其偶然性,但也是高压之下的一个连锁反应。”

两组调研数据的变化,部分印证了基层公务员消极怠工有愈演愈烈之势。2008年,重庆市发布了一组调研数据,不低于50%的公务员时常倦怠,2013年,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,79.89%的基层公务员存在有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。

在门诊中,心理医生赵国秋接触到的公务员这两年也明显增加。“主要表现为焦虑症、抑郁症、强迫症、躯体化障碍。比如有想辞职的,有晚上睡不着的,有静不下心考虑问题的,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,不知道如何度过现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。”

可以佐证公务员心理问题严重的,还有赵国秋到机关讲学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最近两年,不下百场,上自省里,下至街道都有。

赵国秋心理公开课的火爆,或许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视有关。据了解,2007年开始,浙江省启动了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,省委组织部、人事厅牵头,省本级财政支持。赵国秋是课题负责人。据了解,最近这几年,推进的速度在加快,调研地范围不断扩大,试点也在从小的试点向面上推。

但是在全国,像浙江省这样重视的并不多见。曾经在2008年红极一时的中国首家公务员心理健康网已经停止更新多时,创始人是重庆一位退休的副厅级干部。一位接近该官员的心理学界人士说,之所以后来不搞了,跟一些领导打招呼有关,“领导觉得这些涉及公务员的隐私,不便于对外公开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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