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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中国古代反腐败的那些有效手段

发布时间:2015/5/26 18:04:18|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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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腐

 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,一句话就能概括,就是台谏制度。所谓“台”就是御史台,“谏”就是谏官,御史是监察百官的,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,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……


中国历史反腐败的经验,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。在一定程度上,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,老前辈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,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。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,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,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。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,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,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。

■腐败成了臭豆腐

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,如今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万亿美元,成绩举世瞩目。与此同时,腐败问题依旧严重,看报纸上说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果,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腐败成了臭豆腐,闻起来很臭,吃起来很香,而且很多人都在吃。胡锦涛总书记说过,如果我们不认真反腐败,在可以预见的未来,就会亡党亡国。什么是可以预见的未来?肯定不是50年、100年,我的理解是10年、20年。中国三千年的历史,很悠久,这个在世界上不是最长的,但是也相当长。我们说有的王朝,比如唐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天下,明朝也一样,清朝也一样,我们执政难道还比不上他们?我们应当怎么样防止腐败?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好的经验,但是这个经验能搬过来吗?自然不能。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制度,我们国家能这样吗?所以非常现实的问题是,我们要防止腐败、要限制腐败的产生,需要从中国历史上吸取好的经验,这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做法。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,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,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。 六科给事中,相当于现在的科长,却可以监督尚书———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,为的就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。

■明朝时期科长就能监督部长

明朝初年,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反贪污腐败,可以说用了非法制的手段。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,元朝末年太腐败了,有了这个教训,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,杀了不少贪官,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。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,是“法外之法”,是不可取的,太残暴了。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,那是毫无道理的。酷刑太可怕了。“剥皮楦草”,把人皮剥下来,把草填充进去,然后挂在衙门口,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。此外,朱元璋还使用过“炮烙”、“钩肠”、“刖足”、“凌迟”等酷刑。“钩肠”就是把肠子钩出来,“刖足”就是把脚筋挑断,“凌迟”要割3000多刀,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割够,受刑人就死了的话,刽子手就要反坐。这些做法简直就是“国家恐怖主义”。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《大诰》———实际就是他的语录,要求官员照着去做。可笑的是,他甚至组织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和官员到南京来举行背《大诰》比赛,看谁背得好。用《大诰》来代替法律,就可以看出皇帝为所欲为。朱元璋的这些做法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给人留下了非常严重的“精神恐惧症”。晚年,朱元璋有所醒悟,酷刑都废除了。他死后不久,《大诰》也没人背了,慢慢地也就没有用了,正所谓人亡政息,但明朝的腐败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整治。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:反贪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,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,但长远看,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。其实,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。很早就有监察系统、御史制度、弹劾制度。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。明朝有三法司,设六科,六科给事中,相当于现在的科长,却可以监督尚书———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。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大的权力?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。现在看来,对历史上中国的监察制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,但仍然不够,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,应该加以总结。

■明堂、登闻鼓、华表都是古代监察用品

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,原始人共同生产,没有什么剩余产品。史料记载,当年山顶洞人为了追赶一头猎物一直追到哪里?追到今天的北冰洋!这不是我胡说的,我们今天到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,还可以看到记载这件事情的史料。这一方面说明原始人体力好,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物质缺乏。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,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。但是到原始社会后期,形成很多部落,部落酋长开始有支配权,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把一部分东西据为己有。如何制止据为己有?相应的措施随之产生。比如明堂、登闻鼓和华表等。清代乾嘉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考证明堂到底是什么。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,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,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,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,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,到后来,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,叫登闻鼓。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,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,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公,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,请大家来进行评议。登闻鼓发展到后来,成了县衙门口的一个大鼓,一直到明清,这个登闻鼓还放在县衙的门口。在演变过程中,随着腐败,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,有的人击这个鼓,却不让他进去,为什么?大家知道一句话“衙门八字开,有理无钱莫进来”。除了登闻鼓以外,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。去过天安门的应该都有印象,在天安门前,有两个华表,但好多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有年轻人曾经问我,这是不是国家的象征?华表其实不是国家的象征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,我的一个好朋友牧惠,中文系的同学可能知道,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,叫《华表的沧桑》,讲天安门前的华表的来龙去脉,这篇文章后来还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。

华表来历很早,古代称为诽木、谤木。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,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,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“午”,所以又称为午木。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,看上去像一朵花,古代“花”跟“华”两个字是相通的,所以演变到后来,就变成了华表。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:对某人有意见;国家应该如何治理?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。但是到秦汉以后,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,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,慢慢变成了装饰物。到宋以后,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,一直沿袭到现在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面的两个华表,当初的意义完全丧失,变成一种装饰品,而且演变成一种权力的符号。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。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、俸禄少,所以他们敢说,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。

■台谏制度是中国牵制权力的有效手段

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,一句话就能概括,就是台谏制度。所谓“台”就是御史台,“谏”就是谏官,御史是监察百官的,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,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。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?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,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,下面有御史中丞、侍御史等等,这是中央。在地方上呢?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,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。所以,这里就有一个问题,从秦朝来看,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,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。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,御史制度得到加强。御史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,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,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、命令等等,所以地位相当特殊。汉代一度御史权力甚至超过丞相,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。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,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。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,他不干别的事,就做单纯的监察官,他的官俸比较少,只有六百石,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。 中国历史上以小制大,以内制外,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。有人写文章,曾经系统地研究过,就是从秦汉到明清,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。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、俸禄少,所以他们敢说,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。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,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,不是监督郡官,而是监督六部,有少数御史越权,对皇帝进行进谏,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。武则天,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。但她有纳谏的气量,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她。

■包拯进谏唾沫喷了宋仁宗一脸

谏官也称为言官,职责是“讽议左右,以匡君失”,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议。我认为,在世界文明史上,谏官制度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关于谏官,历史上很早就有零星的记载,但一直到秦始皇后才形成制度,开始有谏大夫,汉朝以后完备谏官制度,东汉称为谏议大夫。明朝张居正编过《帝鉴图说》,实际就起了一个谏官的作用,以古讽今,教育皇帝,这本书现在还有。唐代的谏官制度最为完备,出现好几位能够向皇帝进谏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谏官。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《贞观政要》,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,跟魏征和其他人的对话,实际上也是进谏的一种记录。唐太宗用非常残忍的手段通过“玄武门之变”上台,李世民后来为什么那样纳谏,表现特别谦虚,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上台时候不光彩,有一种自卑心理在起作用。李世民确实把好多意见都听进去了,而且表现得诚惶诚恐。他喜欢玩一种鸟,有一次正在斗鸟玩鸟,结果魏征来了,他很害怕,怕魏征滔滔不绝地给他进谏,就把鸟放在袖笼里,结果魏征跟他说东说西,一两个小时过去了,那只鸟就闷死在袖笼里。魏征走了以后,李世民就很不高兴,但他不发作,这样的事情很多。现在我们看《贞观政要》以及《唐书》里面其他的记载,好多好的建议李世民确实是吸取了,比如说减轻农民的负担,减少征伐,不要随便就开战,所以唐朝经济才能发展。到后来,魏征死了,没有人对他进谏,唐太宗又有些膨胀了,去打高丽,结果损失很大,造成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,所以他退兵回来以后,很感叹,说魏征要是在世,我怎会做这样的事!可见魏征这些人对他的进谏确实起了作用。

武则天,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,自己儿子、女儿都可以杀的。但是你不能小看她,她有纳谏的器量,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武则天,别说政治上的一些进谏,有一些御史、大臣,对她进谏的内容甚至都涉及她的隐私,让她很丢面子,武则天并没有动怒。大家都知道,武则天有几个面首:薛怀义、张宗昌、张易之等。在唐朝,大臣、御史们不能容忍这个事,不断向她进谏。当时有一个宰相,进宫门的时候碰到薛怀义,上去就给他两耳光。你想打了武则天的情夫那还了得?薛怀义马上去报告给她,武则天不但没有说这个宰相,而且还说你以后别走东门,你走北门就碰不上这个宰相,不就没有这种事了吗?这要多大的雅量!还有人给她上书,说你已经有好几个面首了,怎么现在又想找别人呢?大臣朱敬则就上书,说你已经有了几个情人,怎么还这样搞?武则天不但没有怪罪他,还说“非卿不闻此言”,意思就是说,不是你的话别人谁也不会说这个话,还赐给他绸缎百匹作奖励。人是非常复杂的,武则天有她很不好的方面,但是她掌权50年,绝非等闲之辈,她的政治雅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。

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过御史、枢密副使等官,常常起谏官的作用。宋仁宗有一项任命,他不满意,反反复复进谏,说的时候和皇帝距离很近,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。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,宋仁宗没有发脾气,接纳了他的意见,收回成命,这很不容易。雒于仁的进谏,在明朝的历史上,甚至在古代监察史上也是很特别的。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,奏疏内容现在保存了下来,《明史》内有,别的文献也有,给万历皇帝扣了一个帽子,说他这个人是好酒、色、财、气。这时是封建社会后期了,皇帝君权至高无上,被神化了,所以明朝有的大臣上奏疏,看到皇帝就非常害怕。而雒于仁居然敢说万历皇帝好酒、色、财、气,历数他的罪状。万历皇帝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帝,但是雒于仁居然给他上这么道奏疏。万历要杀他,好几个大臣到深宫里去,给皇帝上奏疏说情。万历皇帝耍赖,就是不看,说我眼神不好。然后就发脾气,说我肝不好,最近调养刚好一点,雒于仁居然上这个奏疏!这几个大臣就说雒于仁这个人如何忠心耿耿,万历皇帝终于没有杀他,而是把他赶回老家了。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,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,甚至可以涂改诏书,在诏书上批示。

■“封驳”制度给事中敢让皇帝收回任命书

更值得一提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,形成了三省制。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,一个是中书省,一个是门下省,一个是尚书省。它们有分工,“中书主受命,门下主封驳,尚书主施行。”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“封驳”制度,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,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。皇帝下一个诏书,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,可以把它封驳,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。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。 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?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,能够接受,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,那我就不施行了。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,在李世民、武则天执政时,尤为成功。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,甚至可以涂改诏书,在诏书上批示。这是唐朝社会开放、宽容、包容的时代特点的产物。唐宣宗时有个大将军叫李燧,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,德才兼备,要任命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———岭南节度使。当时皇帝的诏书已经发下去了,给事中萧放(给事中是官名,一直至明清都有。职位是很低的,到明清变成六科给事中,也就是现在的处级干部,最低的还有没达到七品的,现在讲就是正科级的干部)说这个诏书不能下达。李燧有很多问题,任命他到岭南去担当重任,绝对是不合适的,他在诏书上写了两个字“不妥”,然后就去找皇帝并列举种种理由。皇帝这时正在听音乐,宫女乐队正在演奏,他正在欣赏。萧放的话,他听进去了,觉得这个任命确实不合适,但是叫别人都来不及,便赶紧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把诏书追回来。宣宗初年,李藩担任给事中,发现诏书有不妥处,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。类似的例子,在中国历史上还能找到一些,这就是封驳。这些都不是野史,而是正史记载的。我在新华社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些,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!确实如此,现在如果高层领导发布了一个任命书,一个处级干部认为不妥,给退了回去,可能吗? 我举这几个例子,是用来说明古代的御史、谏官和封驳制度。虽然这些制度的实施最终取决于皇帝,但可以肯定的是,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权力牵制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。如果没有这些权力的牵制,一个王朝可能很快就腐败了,都成了短命王朝,像走马灯似的,那就天下老是乱来乱去,社会怎么能安定呢?也就不可能发展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,推动了历史的前进。而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,也是很特别的,为什么?因为我们的历史纪录非常悠久,譬如印度的历史比我们还早,但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断断续续的,不像我们是连续的。所以我国古代监察史的遗产,在世界监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,可以说,御史、谏官和封驳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很有效的经验,我们应该重视,很好地研究它,目前,有些我们只是零星研究,没有系统总结,我认为应该系统总结,加以利用。不管怎样,我想像御史、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,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?

■最难监督的是一把手皇帝

古代的监察制度,很大程度上是监察一把手皇帝的,皇权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别人实际是不能过问的,无论是御史也好,谏官也好,不可能对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监察,这是最难的。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依旧是难点。但权力如果不受限制,任由它发展,权力制衡如果被打破,肯定会出大乱子。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,竟然编胡建学语录。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!我们的监督机制都哪里去了?胡建学后来接受采访时说,你不知道,做官做到我这个地步,就没人监督了。因此,在我给中纪委做的课题中,就当下反腐败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,派出若干名处长级人选,进驻各省,监督省委书记一级大员,直接向党中央负责。这样的举措是否能够实现呢?不管怎样,我想像御史、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,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?
(本文来源:检察新视野,题图为唐代御史画像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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